党人强的地方也体现在这里，当他意识到自己和社会党的实力及政治地位上存在的鸿沟差距以后，没有继续死要面子地妄图维持一个对等对话的姿态，而是迅速服软，承认了新政府的权威地位，也下令麾下的南苑新军部队完全接受红军的领导和改编，并且将自己在总统府里缴获到的大量文件，悉数移交给了社会党人。

    蔡锷知道自己也在社会党的那份战犯名单上，所以他来参加欢迎仪式时就连军装都没穿了，完全是一副戴罪之人的模样。

    这一点，确实比事到如今还在试图维持总理派头的宋教仁，强了很多。

    最后，便是淳和、李大钊、冯玉祥、吴佩孚……这些人了，也是现在北京政权的真正控制者。

    冯玉祥已经公开了自己社会党同情者的身份，北苑驻军也早已表示将完全接受社会党北京临时党部的领导，所以这两部分力量在林淮唐抵达北京以前，就已经在西城区搭建起了北京市民政府的一个临时框架，李大钊以北京地委书记的身份，任行政上的实际责任。

    冯玉祥则就任为北京卫戍司令，吴佩孚任副司令——这对关系素来并不和睦的老朋友，几年前恐怕很难想到有朝一日，他们居然会在红军的旗帜下搭伙工作。

    汽车停下，中央警卫旅旅长孙宁亲自打开车门，林淮唐这回难得头戴大礼帽，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还佩戴花色领带，一副空前正式的打扮，踏着皮鞋走下车来。

    “北京……我回来了。”

    大半年前，当袁世凯联合国民党、进步党、共和党发起国会纵火案的时候，谁又能想到短短七个月后，当时仓促撤离北方的林淮唐就会这么快打回来了呢？

    便是林淮唐自己都未曾料想到解放战争的进度会这样快。

    对这一点，他自己也是苦笑，北洋军这么不能打，多少是出乎红军的意料之外。本来，林淮唐对解放战争的规划是短则一年、长则两年时间，才能彻底打垮北洋系集团。

    而且如果时间拖到一年以上，林淮唐甚至做好了应对日本干涉军，同时和北洋军及日本干涉军作战的心理准备。

    社会党在行政和党建干部方面的人力资源储备，也是按这个一年到两年的解放战争时间表安排的。所以现在才七个月，日本人都来不及干涉，红军就迅速打垮了北洋集团，一下子，社会党的行政资源便显得捉襟见肘了起来，对于新解放区的控制力度也是在急剧下降。

    但天予不取必受其咎，红军既然已经打败了北洋系集团，既然中央政权已经不容置疑地落入到了社会党的手里，林淮唐绝没有道理以行政资源、干部资源不足的理由，就去拒绝这个机会。

    革命是一种激烈的暴动，它需要严密的组织，但不等于一切的行动都必须在严密的计划之中。

    所谓完美的革命，等于不革命，所谓革命的种种条件还不充分就不该去夺取政权，也是同样等于不革命。

    要意识到一点，在近现代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机器的威力是极为巨大的，掌控中央政权的国家机器，就意味着社会党在各方面改造这具国家机器，并通过它改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能力急剧增强起来。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很好总结了巴黎公社原则，而巴黎公社原则的首要一条就在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取一切掌握国家机器的机会，并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使它从阶级压迫的工具变成解放人的工具。

    那种认为革命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那种认为阶级社会和宗教的长期奴役使得大多数人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而需要先组织一个比较小的、实行集中制和等级制的革命专政政权，再由这个革命专政政权去取代资产阶级政权的说法，毫无疑问就会跌入马克思曾激烈批判过的布朗基密谋集团的深渊里去。

    因为“完美的革命条件”是永远等不到的，它总有“尚不完美的客观因素”，所以那种认为革命必须一步到位、革命必须在完美条件下才能发动的论调，实际上就是在说永远不能革命、永远不允许革命。按这样的论调辛亥革命就不应该发动，而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辛亥革命的部分成功，才推动了整个“不完美的革命客观条件”朝着“更完美的革命客观条件”去发展了。